所謂產業政策就是政府為了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，對特定的產業所采取的干預政策。那么產業政策應當講不但中國有，國外也有。我們見過美國和歐洲，我們講離我們比較近的，比如說大家知道的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包括我們的臺灣。應當講他們的高速增加過程當中產業政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。我先來說日本。
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、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
我本人在讀大學的時候我是學日本經濟的。大家知道日本1945年戰敗，然后它用15年時間從一個戰敗國成為世界第二。想當年日本經濟何等風光，我當年學日本經濟，我在當時真的是一個熱血青年。
我研究日本經濟怎么樣振興中華。日本之所以能有國民經濟迅速的恢復和發展，很重要的就是產業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。比如說我們今天講到汽車。日本政府在汽車上下了大量力氣。然后，日本振興工業，家用電器工業，最著名的還是日本有一個叫做十年倍增計劃。應當說相當我們今天全面實現小康，而且他提前完成。應當講現在回過頭來說，日本的產業政策為日本經濟從戰敗國到世界第二，我認為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。
我們再來看韓國，這還是十多年前我到韓國訪問，因為是政府間活動，我就見了韓國的國家統計局局長。韓國的國家統計局局長，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。大家知道芝加哥經濟學上有一個學派，他是芝加哥博士。他給我講，他說韓國經濟的發展，是樸正熙。相當于中國的鄧小平，是現任總統的老父親。樸正熙當時振興韓國，實現了漢江奇跡。
主要是三招三個主導。第一是政府主導，第二市場主導。第三外資主導，正是有了三主導才有漢江奇跡，認為世界上的強國之一。包括對它的汽車工業、電子工業采取政策。
他也給我講，說這三個主導，到了1998年出現了問題。大家知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，在這個時候韓國非常之差。恐怕大家都知道，1998年的時候韓國最差。當時韓國到了舉國上下都捐獻美金和金銀首飾，大家一起共同渡過危機。
我記得我見韓國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時候，他給我開玩笑，他手一伸說我現在的結婚戒指捐了，現在戴的是第二個。但是，遺憾的是太太還是第一個。
三個主導遇到問題了，所以韓國也進行了調整。所以我是講從我們世界經濟發展史，特別是亞洲包括新加坡，包括我們的臺灣，產業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，都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產業政策，我們講汽車。我對汽車充滿感情，我是汽車工人出身。所以我能夠很清晰地記住1978年。70年代我們國家汽車產量是10萬臺，當時一汽占6萬臺。到了1978年我們是14萬9千臺，我們基本是就是卡車，解放、東風141。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，我們的首先產業政策走中外合資之路，但是可以設想！在1978年我們中國的汽車開始把門打開，對外開放，我們走一條中外合資的路，我們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程度。
當年走這條路，我們最早在汽車上是北京吉普。北京吉普當時美國來合資，美國占30%。我說那個時候不是說我們向今天有限制，那個時候是你讓他多拿人家不拿，人家不放心，他不拿。所以，當初我們第一個汽車的合資企業北京吉普，美國30%的股份。剩下都是我們自己的。給他50%他不干。
接著是上海桑塔納，我們中國的汽車就開始在產業政策上我們打開大門，我們走中外合資之路。到了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晰，現在全世界的大海都在中國。都有合資企業，所以應當講這種開放的產業政策，為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奠定了最根本、最重要的基礎。
所以，我不贊成否定產業政策。就是產業政策還是必要的。從實踐上看，無論它對像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我們的臺灣，這些國家和地區還是我們自身走的路，和我們汽車工業它都發揮過重要的良好的作用。
但是，我在講一個跟我們比較近的例子。你又會看到沒有產業政策，產業發展得好。比如說電子商務。電子商務大概三年多前，馬云和王健林在北京打賭。馬云說再過十年左右，電子商務能占到全社會人均總額的一半。占不了一半賠王健林一個億。我當時在場。在中央電視臺，我們三個人在那兒，后來他們說你給預測一下誰能贏？我是覺得馬云能贏。
